7月25日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14周年的日子，这场失败的战争而今看去仍是满眼伤痛。然而，习惯了线性思维历史教育的国人真的了解这场战争吗？在伤痛之余我们有没有思考过泱泱中华为何会身罹奇祸？道德的谴责，真的能够概括这场战争的胜负缘由吗？历史不允许假设，但却不能妨碍我们对中国的百年屈辱史进行理性的反思。
甲午战争的历史对于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都算不上什么光荣的记忆。一头大象被蚂蚁绊倒，还惹来了一群蛇虫虎豹垂涎分食，人们对于大象的虚弱、蚂蚁的阴险，总难以释怀，故而，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后，中国人守着这道伤痕苦苦思索着种种原因。但是，出于我们一贯的宣传传统，在大众中流传的解释和分析，多不能摆脱道德评判的幼稚思维，仿佛不从这一干战争决策者中找出一两个有意、无意的“卖国贼”来，便不足解恨，不足泄愤。殊不知，这口头的爱国是最容易的事情，反倒是了解古人如何不得不“卖国”的历史背景需要费些功夫，而后者，分明能让我们在愤怒之外，从这场早已失败的战争中得到更多的镜鉴，更可以不再如百年前的先辈一般浑噩。
当时的当权者在干什么呢？
光绪二十年（1894），这一年是慈禧的六十大寿。就慈禧作为皇太后而言，办一次规模盛大并隆重的六十庆典，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可问题是慈禧六十大寿正值国力衰微、内忧外患之时。在这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当权者应该收敛私欲，同仇敌忾，奋起抗敌；而不是为逞一己之贪欲，而置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于不顾！此时的当政者应该以振兴国力为首任。但成为清政府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竟然是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早在光绪十八年（1892）十二月初二日，光绪帝即颁下上谕，提前近两年的时间为慈禧六旬生日做准备。并设立专门的机构“庆典处”，专司办理庆典事宜，并责成各重要行政部门全力协助。
表面上看，光绪是一国之主，而实际上慈禧才是清政府一切事务的操刀者。光绪帝依惯例每日须向其请安，慈禧这个无所不在的主宰，像枷锁一样束缚着光绪帝的手脚，迫使他只能谦恭自抑、谨慎恭维、拿捏分寸，处理好无关大局的朝中琐事。
光绪帝虽然已经亲政，但他却没有操控全局的能力，在中日战争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光绪帝却不得不率领朝臣大张旗鼓地为慈禧六旬寿诞做着精心的准备。
在慈禧“六旬庆典”铺天盖地的准备过程中，清军与日本军队的海陆作战屡遭败绩。慈禧六旬庆典的日子是光绪二十年十月十日，而是年的六月二十三日（1894年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在牙山口外丰岛附近袭击并击沉清朝运兵的商船“高升号”，船上七百余人全部遇难。七月一日（8月1日）中日正式宣战。八月十八日，日本海军在鸭绿江口的大东沟海面挑起了黄海大战，北洋海军顽强抵抗，统帅丁汝昌负伤，“致远号”等四艘战舰被击沉，几百名北洋海军官兵壮烈殉国。九月二十六日（10月24日），日军渡过鸭绿江，大举侵入辽南，随后向大连、旅顺进犯。前方战事吃紧，军费开支屡屡告急，而慈禧却为自己的生日庆典大肆挥霍，户部通过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向英国银行借贷一千万两，年息七厘半，十年以后还本，十年中利息银四百二十万两。用其支付“致远号”等中国官兵巨大的军事开支。
十月初十日，是慈禧六旬庆典的高潮。如此的规模、如此的欢庆，令亲身参与庆典的翁同龢瞠目结舌，在日记中他写道：“济济焉，盛典哉！”
而这一天，日军攻占了辽南重镇大连。国土沦丧、重镇失守、民众惨遭屠戮的危殆时刻，慈禧却在宫中升殿受贺，大宴群臣，并接连赏戏三天。这是一个怎样腐败的统治者，这是一个怎样无能的政府！
当一个王朝把最高统治者的寿诞看得比民族的兴亡还重要的时候，这个王朝就离衰亡的日子不远了！据后来史料披露，日本政府之所以选择光绪二十年发动这场侵略战争，原因之一就是：“日知今年慈圣庆典，华必忍让。倘见我将大举，或易结束，否则非有所得，不能去也。”（《李文忠公电稿》）[黑夜按：对现在太有借鉴意义！]
后来人们撰写对联来表达对慈禧所作所为的愤慨之情：
万寿无疆普天同庆
三军败绩割地求和
李鸿章卖国？是误会还是历史的还原？
对于李鸿章而言，1895年甲午一战，自己苦心经营20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是他一生的耻辱，而签订《马关条约》更是他一生最大的耻辱。熟悉外交事务的李鸿章，不得不听从倭国晚辈伊藤博文的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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